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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ody_300203='对于邀请专家一事,翁强对媒体的表述前后多次反复。
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翁强自称为父治病前后耗资近千万元,其中包括外请专家的巨额费用;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翁强一方面强烈否认自己要求专家会诊,随后却又承认自己曾带去北京的医护人员,并表示这些人的劳务费不比“明星”的出场费低;在接受某报采访时,他对此又一口否认,称“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
哈医大二院在向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于玲范也在书面材料中写道:“这么多顶级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前后呆了近两个月,那不是谁都能请来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压力很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据《财经》了解,翁文辉是哈尔滨市锅炉中学的普通离休教师;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但并无所谓高干背景。
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住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偌大的小区里看不到什么私家车。翁家三室一厅,但属于老式楼房;客厅很小,家具、电器都很陈旧,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的陈设。
翁老先生的妻子富秀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老太太,瘦小苍白,言谈柔和文雅。富秀梅不愿多谈家庭情况。但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听说“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主角居然是翁老先生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
她们告诉记者,该小区住户多为哈尔滨锅炉厂的员工,大多数家庭都很穷,也一直不知道翁老先生的儿子那么有钱。大家只是在SARS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儿子翁小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大儿子。“只听说他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大儿子原来这么阔。”
翁强留给人的印象则截然不同。有媒体报道称其“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俨然一个成功商人”。
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但翁强显然很乐于显示他的背景。
据去过翁强家的记者介绍,翁强家在北京郊区著名的别墅区,是一幢三层的独栋别墅,内部装修豪华。家里显眼地挂着翁强与一些政界人士的合影,但大都为已退居二线的人物,且合影多在公开场合。
据《财经》了解,在翁老先生从哈医大肿瘤医院转出时,翁强也曾考虑过选择入住哈医大一院。该院高干病房的一位大夫对《财经》说:“他的口气大得很,一开口就要包下一层楼。”当院方表示床位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翁强又提出要包下几间省部级干部病房,遭到拒绝。“他说,那好,我找北京领导。”这位大夫对翁强的傲慢颇为反感:“为什么正常的医疗活动,我们医生还要请示中央领导?”
即使面对媒体记者,翁强也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势。比如,他多次谈及自己包干了ICU病房所有科室人员的三餐。有一次,他甚至向一位记者提出给年薪100万,让他为其工作。
但是,这些言论往往是虚虚实实。一位采访过翁强的记者说:“他一直暗示自己有钱、有实力,但是当你真的问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他又不说了。”据这位记者回忆,翁强表示,他在哈尔滨曾经有几十家分公司,很有势力。
据《财经》了解,翁强本名翁小强,是家中长子,今年41岁。翁强夫妇在哈尔滨靠经营美容院起家,还经营服装、拖车等生意。
翁强在哈尔滨的公司名为黑龙江同祥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位于哈尔滨安庆路上的三层高的小楼,现在那里已经挂上了“顶豪房屋置业有限公司”的名字。
记者看到,同祥股份有限公司剩下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与一位老人对坐。这位妇女名叫王瑜玲,即现在的同祥公司法人代表。她告诉记者,三层楼现在还是翁强的,但早已经租给了顶豪公司。
据王称,同祥公司成立于几年前,经营各种业务,“最初也只是些小买卖”。翁强的生意已经挪到南方和北京,只剩下她在此地留守,并无业务;且翁强目前在哈尔滨也只有这家公司。
记者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查阅到的同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同祥公司创立于1997年,由翁小强及其妻马惠秋等五人各出资200万元创立,马惠秋任董事长。其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十分庞杂,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开发与建设、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高科技开发、国内外综合贸易、销售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及劳务输出、广告业、建筑装饰装潢业、房地产业、金融证券及信息咨询和中介业,等等。同祥公司自2002年转由王瑜玲任董事长至今,每年显示亏损,但数额不高,仅10余万元。
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时至今日回望事件全程,翁老先生在ICU的67天,几乎是一场所有医生倾尽全力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比赛;但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翁文辉去世绝不是哈医大二院的责任,这个病人的情况本身就很严重。”在翁老先生最早就医的哈尔滨肿瘤医院,主治医生告知记者翁氏病情的复杂——恶性淋巴瘤、严重的肺心病等多种疾病,加上高龄,给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大。病程记录显示,陈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表示:病人已是疾病晚期,基础差,年龄大,化疗后状态差;如果是单纯肺感染,可以有希望,但还有腹水,“这个治疗可能本身要命,治疗不治疗结果一样。”
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此后陈惠德带领医护人员组织抢救,到6月9日病人病情出现好转。但此时陈也没有改变其判断。
病程记录显示,当天陈惠德再次向家属表示,患者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再承受化疗了,目前所有的治疗只是延长患者一点时间,但最终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6月13日,在家属的要求并且签字同意之下,陈惠德为患者进行了气管切开。此后翁老先生病情好转,“体温血压正常,浮肿渐消,尿量增加……病人能坐起,经口进食,写字与人交流。”
至7月4日,病情再度恶化。当天病情通知书显示,会诊时,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血液科副主任陈文明,哈医大二院肿瘤内科主任徐玉清和心外科病房主任于玲范一致认为,病人已无法承受化疗。通知书称,“总的来说,患者这几天病情进展太块,很有可能急剧恶化。即使调整治疗方案,也不能排除感染控制不住发热,病情急转直下,上述病情向家属交代,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病情很有可能在这几天恶化。”通知书还强调了由于药物调整,住院费用将增加,请病人配合。
主治医生王雪原在给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上说,翁文辉曾经写过纸条,表示“渴啊,不舒服啊,难受啊,疼啊”。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
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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